笔者以为，对宪德的这一界定，显然失之于太过宽泛。

语言学专家敬文东先生曾在其《被委以重任的方言》一书中，对 方言符号已转化为弱势文化的全权代表发出了宿命般的忧虑，他认为，方言是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方言的式微及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在缩减。从词义上理解，全国指的是区域范围，全国通用普通话指的是普通话社会应用的客观状况，绝无贬低或歧视其他语言之嫌。

[21]以此观照，前述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6条增加了在规定时间内播放。举教师行业而论，按照《〈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第8条的规定，在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的教育教学能力中，对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是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少数方言复杂地区的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三级甲等以上标准。（5）我们相信，促进少数群体语言的语言权绝对不会有损于官方语言。而作为广播电视行业主管部门的国家广电总局，其做法与浙江省的《办法》相比，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紧随其后的普通话条款中的推广，应解释为采取鼓励性手段的推广。

[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士，从1848年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以来，由于联邦宪法对各州的自治权给予了充分的保证，对于居住在各州的不同语言集团，不论他们操何种语言、有多少人口都一视同仁。[11]但是，2002年，布什政府颁布了实行英语单语教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Is Left Behind)的学校法律，代替了1968年制定的、实施了34年的《中小学教育法第七条》，即关于美国少数民族儿童语言学习的法律条文（简称双语教育法）。在其经济性的这一边，经济宪法为支付操作的社会功能提供反思，并寻找为环境所容许的经济活动形式。

在某种具体情形下，针对由货币创造所释放的强迫性增长究竟是否过度的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还是会得出结论。尽管面临持续自我毁灭的后果，那些独立于个人成瘾之外的众多沟通串联起来，并被纳入到强迫性操作活动中。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约这类全球性制度，比如哈瓦那宪章（the Havana Charter）、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法律就是这类机制之一，虽然并非唯一的机制。

[77]元符码这种双面性与上文提及的这一事实有关，即，经济宪法自身（作为经济与法律这两个相互封闭的社会子系统的结构耦合）并非一个社会系统，而是一个要么在法律之中，要么在经济之中的独特话语过程。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这一假设或多或少是有现实性的，但是对于跨国关系而言，就不那么可信了。

[71]为了保证知识的科学性，科学不需要把自己描述为集体性的—科学共同体式的—甚至无需让这种共同体的合作像国家的形式化组织那样获得制度化。目前，通过各个央行自愿联盟形成合作以创造全球性的金融宪法性机构，则最有希望成为备选的解决方案。关于自发领域和组织化领域，参见前注[35],Teubner文。在社会系统的自我再生产与其倔犟的强迫性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亲和关系？尤其与我们此处讨论相关的是，在正常的增长之外，自创生的递归性是否具有一种迈向有害的社会强迫性重复和增长的内在趋势？这种涡轮增压式自创生（turbo-autopoiesis）是由什么机制触发的？功能系统臭名昭著的扩张趋势—即朝向一个横扫一切的政治化、经济化、法律化、媒介化或者医疗化的世界的趋势—就是导致强迫性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幕后推手吗？是否是这样：那样一种过度预期的时刻，一种未来沟通中的高风险信用类型，正是隐藏于接受媒介、货币、权力、法律、真理和爱等等所创造的沟通的动机背后？是否是这样：这一时刻只能在此处以永远更高的支付来兑现，并且，以增加信用预期（credit-expectations）的形式做出反应，以至于必然发展出一种增长的动力机制，一种上升的螺旋？如果真是这样，病态的螺旋增长就不再能够被看成是货币媒介所独有的现象，而是功能系统的一般特征。

国家不能为了获取特定的目标对象或追求评估‘结果而直接施加干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由权威人士所做出的社会科学评价和政治绩效评估（与审计院[audit courts]类似），可以使错误看得见并加以避免。正是这些微观结构—而非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大写宪法—调整着社会肌体的内在生活，直到最细微的血管。[70]促成自我宪法化的支持性制度随着系统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不同。

以此方式，基于法律对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互关系的程序性和组织性规范的调整，其在处理经济循环悖论的过程上做出了贡献。交易和合同不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也是互不相同的社会现象。

然而，库姆无法解释这些原则是如何正当化其自身的。[92]此处仅指出在跨国性私人机构的决策中存在着公共性参与就可以了。

只有宪法性刺激（即政治对宪法化的冲击）是可能的。当诸社会系统可以在政治氛围中发展自己的宪法时，它们就遇上了创制宪法的最佳契机。在功能分化社会中，一旦政治宪法扮演了为其他子系统确立基本原则的角色，就不可能不引发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这样的困境—就像在20世纪的极权政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样。[61]当社会系统把其操作（operations）反身性地应用于自身，并因此在其操作性的一阶封闭之外发展出二阶封闭（a second-order closure）时，就触发了双重封闭的形成。经济和社会制裁都不足以稳定宪法规范。所谓直接控制货币供应是指，中央银行仅限于创造纸币，而不开展那种如今支配全球性活期贷款业务的权力。

[93]Andreas Fischer-Lescano und Moritz Renner, Europaisches Verwaltungsrecht und Volkerrecht, in:Jorg P. Terhechte （ed.），Verwaltungsrecht in der Europaischen Union （Baden-Baden: Nornos, 2010）（im Erscheinen），即将发表。从历史上看，当法治国的形成并没有解决主权自我约束所面临的致命悖论时，（法律的介入）随之就被常态化了。

这里，我们找到了宪法不能被化约为某些决策程序的原因，而是需要通过内部的宪法原则以实现实质性正当化。[99]Friedrich A. Hayek,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t Currencie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22 f.[100]当前在制度化政治之外强化了一种非凡的政治动力，这引起了布伦克霍斯特（Brunkhorst）和瓦尔（Wahl）这类作者重新检讨其针对社会宪法的社会性去政治化所做的批评。

这应该说是恰当的劳动分工。同时，私人性货币创造又被意料之外地用于促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金融投机性增长。

来源：《交大法学》2013年第1期。在英国，非现金货币占到了92％。无需任, 何明确的政治决策，商业银行把其自身构造为真正的从事货币创造的宪法性中心，并使国家性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边缘化。[11]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把成瘾现象看成是心理问题的通说—相应于此，对个人施加治疗—就会把我们引向死胡同。

由此，社会过程所展示的成瘾行为特征完全不受个人依赖性症状的影响。[55]协调性机制是社会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fication）的反思中心，为社会部门提供了合理性（rationality）和规范性，同时，使得社会部门与全社会（society）保持融洽。

[91]限于篇幅原因，我无法在此处展开讨论。如果诱发增长的机制导致了其本身并非病态的社会过程被过度刺激，那么，把其与个人成瘾现象做个类比会有所帮助。

然后，中央银行实践着双重政治。但是，并非必然会出现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所假设的崩溃，也并非必然迈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代性铁笼。

面对经济组织反复暴露出压制针对企业政策的批评言论的企图，保护经济公民（the economic citizen）基本权的法律发展起来。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将不再依赖商业银行的盈利动机，而是有赖于中央银行对整个经济后果的审慎权衡。引用德里达（Derrida）的说法，我们可以借用话语的微观结构（extremely capillary constitutions of the discourses）这一说法—它自己引导自己发生变化。以及最近发起的关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宪法制度的公共争论，等等，都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宪治主义这种真实的语言。

参见前注[66] ,Grimm文，第81页。经济宪治主义的严格定义必须揭示出，宪法化主要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过程。

涉及货币供应的决策不能被径直化约为技术专家的数学运算。这些逻辑同时型塑了构成性规则和限制性规则。

这成为一个具有宪法重要性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涉及经济中的基本权问题：如何挣脱企业利益的局限性，以保护对社会偏好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抵抗成瘾的个人要么被卷入这一强迫性过程，要么，就被排除于充满风险的游戏之外。